在北方一片混乱之时，南方的大晋也不太平。
谢安死后，大晋短暂的太平时光宣告结束。朝廷之中新的势力的崛起，意味着新的争夺和倾轧的开始。
关于北府军的领军之权的争夺，在五月尘埃终于落定。经过一系列的台面上和台面下的博弈，司马道子终于同意了让王恭统领北府军的事情。但于此同时，司马道子举荐的王愉取得了中领军之职，加上之前中护军的军权已经在手，司马道子取得了京城中军的掌控之权。
这当然是权力博弈的结果。于王恭而言，北府军的八万精锐兵马显然更具吸引力。掌控了北府军兵马，他的权力将会变得更大。虽然放弃了中军的军权很是可惜，但从整体而言，这不失为一种胜利。
而司马道子一方也成功的取得了中军军权，并且王恭将出京领军，这也是司马道子希望的。司马道子最不希望的便是王恭留在朝中，留在司马曜身边，那样自已朝政大权处处掣肘。王恭随时可以在司马曜面前进谗言，于自已不利。
双方各取所需，取得了难得的双方都认为的双赢。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妥协的双方都不算失败，甚至可能都认为自已赢了。然则，如果双方都赢了的话，那么谁是输家呢？司马曜？朝廷？亦或是谢氏？还是天下百姓？
五月末，继前荆州刺史桓石民去世之后，雍州刺史冠军将军桓石虔旧伤复发病故于寿春。
这一次王恭先下手为强，举荐了梁州刺史杨亮之子杨佺期为豫州刺史，没有给司马道子举荐他的人的机会。司马曜显然也明白，荆州和豫州不能同时为司马道子的人掌控，所以迅速的批准了任命。
杨佺期此人早年跟随父兄征战西北，立下累累战功。此人沉静勇敢，是个难得的将才。关键是，杨佺期和其父杨亮都曾为桓氏麾下之人，如今王忱为荆州刺史，攫取了荆州兵马，那么豫州便必须要以荆州军旧人所据，加以平衡。
但司马道子怎甘心于此。六月初，有人上奏弹劾江州刺史桓嗣，说他当年在其父桓冲去世之后的丧期在家中聚众饮酒，有不守伦常不孝之举。这种事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谢安当年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较起真来，那便是品性不端之过。
于是在司马道子的指示下，朝臣上奏弹劾。司马曜于是下旨，除桓嗣江州刺史之职，贬为遥领西阳襄城二郡太守，领将江夏相，镇守于夏口。
司马道子又举荐依附于他的陶氏子弟陶范为江州刺史，完成了对江州的军政权力的掌控。
至此，短短半年时间，司马道子和王恭两方完成了对长江上游的荆州江州豫州的权力掠夺和分配。将原本属于桓氏一族的庞大势力进行了迅速的分割和瓜分。
长江中上游的梁州刺史杨亮，益州刺史胡诠，豫州刺史杨佺期为桓氏旧属。如今面临司马道子的侵吞逼迫，天然倒向了王恭一方。荆州刺史王忱、江州刺史陶范则依附于司马道子。中上游重要的三州，荆江豫司马道子得其二，外加上扬州在手。司马道子在整个大晋的权力和势力可见一斑。
王恭一方也没吃太大的亏，除了上游三州倾向于他之外，北府军到手是他最大的收获。没有什么能比掌握实实在在的兵权更重要的事情了。
对于桓氏而言，短短半年时间失去了荆州江州豫州的军政大权。甚至连他们的老巢荆州也被夺走，可谓是最大的输家。
但是没有办法。桓豁桓冲死后，尚有桓石虔桓石民桓嗣等人代之。然而半年时间，桓石虔桓石民相继病死，桓氏子弟之中无杰出之人可以代之。加上正好碰到司马道子和王恭疯狂夺权的行动，完全不顾及桓氏的感受，简单粗暴的瓜分了桓氏基业，完成了收割，也让桓氏后人毫无办法。
如今桓氏子弟虽然有不少人在朝中任职，太守将军一大堆，但是却无一能堪大用，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更别说用行动抗拒了。
桓温桓豁桓冲等老一辈都是英雄人物，桓石虔桓石民等人也都是纵横一方的人物，可惜上天无情，死亡像是一场魔咒，席卷了桓氏，也迅速带走了他们的荣光。